| 发布日期：2025-12-17 07:36 点击次数：171 |
作者：徐景贤
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，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，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。开始接触王洪文，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，他喜欢穿军装，那时是冬天，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，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，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，他一口东北普通话，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，偶而能说出一两句，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，还带有很重的鼻音，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，他一九三五年出生，比我小两岁，童年比较苦，家里又种地，又放猪，东北的猪要放养的，要人赶，还要放马。他小学没念完，文化不是很高。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，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“老毛子”(东北人称苏联人为“老毛子”，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，没东西盛，就把帽子拿下来，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，我们只能在旁边看，解放以后，一九五一年四月，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，他老是说，我跟你们，特别是跟你老徐，不是一路的。
那日，他酒醉之后，紧握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徐啊，你或许并未察觉，但我知道，你心中对我颇有微词。我乃放猪牧牛之辈，而你则是知识分子。”他话语中透露着真情，因他内心深处常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隔阂，感觉自己与我不在同一个世界。
王洪文自入伍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，因而与当时的军长、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尤太忠常常亲切地称呼他为“小王”。随后，王洪文随部队前往朝鲜参与抗美援朝，起初担任警卫员，之后转为通讯员。他胆识过人，回忆起在战地担任通讯员的经历时，他曾说自己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为了休息，曾将两名战死的战友尸体垫在身后，稍作休憩后继续前行。他是抗美援朝的参与者，拥有一定的资历，然而在部队中并未得到晋升。归国后，当部队组建军乐队时，他提出加入，并被批准。我曾问他为何选择吹黑管，他回答说自己对音乐并无特别爱好，只是随便吹吹。当时解放军戴船帽，他经常随意抛掷帽子。在军乐队，他获得了副排级待遇，最后从吹黑管的位置上退役。他在部队入党，但由于缺乏发展前景，退役后成为国棉十七厂的保全工。他告诉我，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“小加油”，因为需要为各种纺车加油。
文革初期，王洪文在上海国棉17厂。
王洪文当年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。我好奇地询问他周末是如何度过的，他答道：“哎哟，挺无聊的，周末我常去市中心消遣。”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们习惯将上海市中心称为“市里”。他会买上六瓶啤酒，左右腋下各夹两瓶，手中再拿两瓶，然后乘坐外滩的六路有轨电车，一边乘坐一边畅饮，电车“叮当”声伴随啤酒下肚，直到抵达杨树浦，六瓶啤酒皆尽。他的酗酒恶习与此习惯密不可分。当时，许多青年工人在工厂里度过无聊的周末。王洪文的工资在厂里一直偏低，直到调到保卫科后才有所提升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工资也仅是六十八元。他花钱大手大脚，既无积蓄又无房产，因此找对象颇为棘手。
在五十年代末期，王洪文邂逅了崔根娣。崔根娣身为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，虽为临时工，却家境优渥。她自幼被一对慈祥的老工人夫妇收养，养父母在定海路桥拥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简陋平房。王洪文对崔根娣的条件颇感满意，于是展开追求，两人最终喜结连理。婚后，他们育有一女和两位儿子。
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，王洪文即在厂内张贴了针对“四清”工作队与党委的巨幅标语，迅速崛起为上海地区早期的造反势力代表。在与他的交往中，我发现他虽口诛笔伐他人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等级思想，实则自身亦对此类事物情有独钟。起初，他身着陈旧的棉军装，但随着夺权运动的推进，他的排场亦随之升级，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，这些衣物均系从部队中索要所得。此外，他还向部队索要牛皮皮鞋与大衣，且特别青睐那些口袋设有盖子的长大衣，以此彰显其干部身份，并将其搭在肩上。
起初居于康平路公寓内，该大院有三栋四层楼高的公寓，每层两套，一套用作办公室，另一套则用作居住。其中，居住用的一套为两室两厅，曾是市委常委的住所。王洪文入住公寓后，目光被前方一排两层高的花园洋房所吸引，每套洋房皆配备独立庭院，种有果树，显得颇为精致。这些房屋曾是柯庆施、陈丕显、曹荻秋、张春桥等人居住过的地方，后来马天水、王少庸等亦在此安家。王洪文深感自己地位攀升，便也搬至前排的小洋房中。然而，居住小洋房后，他仍觉不足，遂又购置了两套。成为中央副主席后，尽管在上海的住所屈指可数，他仍觉得住处不够气派，于是又搬至一栋独立的三层楼洋房。那栋洋房精致考究，位于康平路大院一角，荣昌路可独立进出。二楼设有秘密房间，看似一面穿衣镜，实则隐藏着暗道，暗道通向几间秘密房间。这一切无不说明，随着地位的提升，他对物质的需求愈发强烈。
1975年，他决定不再居住于康平路院落中的那座豪华洋房，重返上海，搬至东湖路七号，即位于东湖路与淮海路交汇处的转角处一个大院落，那里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。入住后不久，他指示市委招待处提交了一份报告，旨在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个人使用范围，专供他观看电影。当时，我认为这一请求过于奢侈，一方面毛主席倡导限制资产阶级特权，而他却在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。我以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存在的，拥有悠久历史为由，向马天水提出疑问，认为将其划归个人是否合适。我的这一提议使得此事暂时搁置。
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，在上海的私家车阵容中，他拥有六辆，此数字尚不包括其安保团队的专用车辆。其中一辆是豪华的三排座大红旗高级轿车，车内配备了恒温系统，驾驶座与后座之间设有可升降的隔板，既隔音又增添了私密性。另一辆是德国奔驰，是他日常出行的主要座驾。还有一辆上海牌轿车，他常在下基层时用以装点门面。此外，他还拥有一辆伏特加和一辆北京吉普，这两辆车主要用于递送信件、搬运物品，甚至有时用于狩猎活动。王洪文还特别定制了一辆防弹轿车，其玻璃采用数英寸厚的防弹材料，车身则以防爆钢板加固，重量惊人。他曾将这辆车运至靶场，经受机枪、步枪的射击以及手榴弹的爆炸，均安然无恙。每次他前往北京，便将这辆防弹车停放在车库中，返回上海后再次投入使用。
于上海，王洪文亦嗜酒。彼时地方管控甚严，即便在酒店，饮酒亦需自付费用。面对此境，他常赴军营，专与军长、师长及副司令共饮。今日与这位豪饮，明日与那位畅谈，往往醉意朦胧。
自林彪事件落幕，王洪文接任上海警备区政委，前往杭州处理相关案件，自此越发得意忘形，终日被各式宴请所环绕，酗酒成性，愈演愈烈。我曾与王秀珍一同前往杭州探望他，只见他日饮四餐，早餐与宵夜亦须痛饮茅台，偶尔醉态朦胧，言语含糊不清。待他酒醒时分，便热衷于外出狩猎。当时，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随行杭州，协助整理项目资料，历时两月。目睹王洪文的这般作派，心中不忿，遂在私下创作了一首打油诗。
上海都督西湖游，
下马且饮洗尘酒。
商宾良朋欢腾座，
挥拳舞觥夜作昼。
深山猎兔驱快车，
大江射雁泛轻舟。
胡涂官司君休问，
上车莫忘鸡和狗。
到北京以后，由于工资没有增加，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，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，那时已经算很多了。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，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，这算是白喝的，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，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，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。当时，国宴结束后，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，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，一，两块钱一瓶，很便宜，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，买了许多，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，王海容，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：“没门。他若想来我们这里占便宜，绝无可能。”
王洪文和他的德国狼狗
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，在1976年被判决为“四人帮”集团成员，被逮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。出狱后写了文革回忆录《十年一梦》，披露旷古奇闻：王洪文得势时，他的狗享受上海市委特供待遇，王洪文一被捕，其狗马上任人宰割。
南京军区领导送狗巴结王洪文。
文革期间，王洪文、徐景贤、王秀珍（女）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，他们都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（简称“康办”）。1973年，王洪文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副主席。
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徐景贤、王秀珍等人士齐聚一堂。
自1970年起，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家属居于上海康平路的大院之中。彼时，上海市的日常工作暂由王洪文接管，他随即搬入大院南侧的花园洋房，并占据了其中两套居所。居所前方，是一片宽敞的花园；后方，则有一条沥青铺设的小径，直通大院。穿过小径，越过草地，便可达姚文元家属、徐景贤及王秀珍所居住的公寓。而王洪文周边的邻居，正是张春桥、马天水等人的居所。
不久王洪文入住花园洋房之后，南京军区的一位首长赠予了他一条纯种的德国狼犬。王洪文对它宠爱有加，闲暇时刻总将它抱在怀中，并为其取名“马林”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当时正就读于小学，王秀珍为他们各自取了两个昵称——“大呆瓜”与“小呆瓜”。放学后，这两个“呆瓜”便会牵着马林在院子里尽情奔跑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半年又过去了，一年又过去了，那条狼犬迅速成长，昂首挺胸，身高已达到半人，其身形愈发接近狼，露出锋利的獠牙，伸出鲜红的舌头，显得阴森可怖。
马林这狼狗成长迅速，所需食量也随之增加，每日需摄入数斤牛肉。面对王洪文每月仅有的68元工资，如何承担得起？于是，他巧妙地找个理由：既然马林是负责守护王洪文的，那么其所需供应自然归市委警卫处负责。警卫处的领导为了讨好王洪文，特地安排身穿军装的警卫员每日送牛肉等物资至王洪文家中，以供“马林”享用。
狼狗“马林”大闹“康办”
“马林”这头狼狗对王洪文一家，总是摇尾乞怜，俯首帖耳。然而，面对陌生人，它却露出了凶狠的本相，总是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进行恐吓。王洪文住宅的后方，是市委机关以及行政、后勤人员的工作室，这里时常有众多干部和工作人员穿梭往来。他们时常遭受马林的威胁，心中愤懑不已，尽管如此，却都敢怒不敢言。
在日复一日的上下班、学途中，亦或在放学归家的路上，大院里的孩童们常与狼狗马林不期而遇。那狼狗似乎视女孩子们为软柿子，远远地便狂吠着猛扑过来，吓得女孩子们惊声尖叫，四处逃散；姚文元与徐景贤的千金们，更是屡次被狼狗马林吓得痛哭失声。
大院中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普遍对王洪文家饲养的恶犬表示不满。无论是康平路的办公室，还是市委警卫处，都屡次接到员工和家属关于养狗问题的反映。然而，鉴于王洪文的态度坚决，那条狼狗仍旧在大院中横行无忌。
直至某日，险些酿成大祸，方才着手探究如何妥善应对狼狗马林的问题。那日清晨，姚文元的妻子金英手提包包，准备投身于工作的征程，方才踏下楼梯，跨出大门，狼狗马林却突然从远处恶狠狠地扑将而来。金英措手不及，加之本身患有心脏病，这一惊吓几乎让她晕厥过去……
凶恶的马林这一次终于激起了众怒，而且惊吓的是姚文元的妻子，真要吓坏了谁来担当这个责任？院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强烈要求市委警卫处赶快把狼狗送走，正好在这节骨眼上，王洪文要去北京，狗的主人走了，狗的靠山没了，它就不能再肆意逞凶了。于是，大家开始出主意，给马林安排一条出路：有的建议将其送回原部队，有的主张送至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动物实验，还有人在私下议论，认为宰掉它享用一顿美味的狗肉也未尝不可。
市委书记向犬示忠。
在恶狗即将遭遇不幸之际，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果断发声，下达“指令”，要求将马林“送往上海西郊公园，精心照料，供游客参观”。警卫部门迅速响应，派遣专人驾驶专车将马林安全送达西郊公园，每日提供数斤新鲜牛肉，并建造了一座气派非凡的狗舍，让这位狼犬得以享受尊贵优裕的生活……
数月之后，王秀珍突发奇想，提出需亲自前往西郊公园探望那被送养的狼狗马林，以便了解其近况，并对王洪文作出相应的说明。
择一日晴空万里，王秀珍身着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所购置的毛料服装，携同王洪文的几位挚友，在警卫处首脑的陪同下，乘坐数辆轿车，径直驶向了西郊公园……
一番“探望”狼狗的闹剧落幕之后，王秀珍自西郊公园归家，她那尖锐的高音直呼：“徐景贤他们刚刚去了西郊公园看望马林，那狗身形庞大，体态丰腴，看上去十分威风。它甚至能认出徐景贤，真是讨人喜爱极了！”
身处远方的王洪文，借助红色保密电话传来的消息，得知了这个令人欣喜的“喜讯”，不禁喜形于色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王洪文被捕，“马林”遭任人宰割。
“打狗要看主人面”，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：“敬狗为了孝主人”。
狼狗马林自落户于西郊公园以来，数年光景里，无人敢轻易触碰它分毫。然而，随着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动物园的饲养员们激愤难耐，遂毫不犹豫地将其宰杀，大快朵颐地享用了一顿狗肉，这才得以发泄心中郁积已久的怨气。
